進入2、3月份，蔬菜價格已有不堪其貴之感。有的消費者去買菜，已經不是論斤稱，而是論“個”買。國家統計局4月11日發布的相關統計數據與消費者的感受一致。3月份，食品價格上漲7.6%，其中，鮮菜價格上漲35.8%、畜肉類價格上漲16.5%?？紤]到春節期間蔬菜價格已經過一輪上漲，鮮菜和畜肉類價格的兩位數上漲就更顯驚人。這一幕，如同6年前“姜你軍”“蒜你狠”“向前蔥”的重演。
誰都知道，蔬菜價格受季節性因素制約而有“鐘擺現象”。隨著蔬菜大面積收割和天氣好轉，市場供應最終將大量增加并對價格產生抑制作用。這決定了蔬菜價格的上限和不可持續性。不過，周期性因素只是給了蔬菜被囤積居奇、價格被爆炒的部分時間空當和追求差價的空間，從更深層面看，這種空間被反復利用，導致“菜籃子”總處在“菜賤傷農，菜貴傷民”的困境中，不能不說還包括滯后的制度性因素。具體而言，是與農產品經營方式相關聯的信息聯通程度，與地方經濟發展訴求相關聯的投融資需求，與物流機制相關聯的中間加價環節，與全國市場統一程度相關聯的管理機制等等，“配合”著周期性因素，共同推高了蔬菜溢價。
規模經營才能穩定供應和價格
如果種植戶不是分散經營，信息掌握能力更強，那么議價能力就會大大提高，蔬菜價格出現季節性大起大落的概率就會大大減小。
與其他商品一樣，蔬菜的基礎價格，既由供應能力決定，也由信息分布情況決定。農村改革以來的近40年時間，初步制度化地解決了農民的經營權和財產權問題，極大促進了包括蔬菜在內的農產品供應。但是，土地分片、農戶小規模分散經營這一主要經營方式，客觀上也導致無法實現規模種植經營。官方數據顯示，目前戶均經營土地規模只有7畝多，而規模經營是有效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單位效益的關鍵所在。這兩個方面能否得到提升，不僅決定著蔬菜在不同季節能否保持足夠供應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政府對蔬菜基礎價格的控制能力。如果蔬菜能在所有時間段都滿足供應，市場波動就相對較小，政府對市場的監管成本也相對較小。
更重要的是，這種分散種植經營的方式，還導致了種植戶與流通環節之間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通常農戶只是根據上季蔬菜價格，決定新一季的種植傾向。這導致蔬菜價格低時，下一季種植面積會驟然縮減，蔬菜價格高時，下一季生產過剩。而有投機意愿的資本，則會根據貨幣政策的走勢、天氣情況、不同區域的市場供需等更全面的信息，在蔬菜供應相對緊張的季節里溢價收購農田里的蔬菜，通過囤積居奇的方式擇機獲利。這在去年以來再次出現。去年CPI處于“1”時代期間，蔬菜價格大幅下跌，全國許多地方出現蔬菜大面積滯銷現象，夏季、秋季蔬菜種植面積大幅縮減，與此同時，貨幣政策轉向中性靈活，于是，蔬菜種植基地、集散中心再度出現了各種游資和炒家，收購蔥姜蒜等可炒作蔬菜，甚至在幼苗期就全部包購。蔥姜蒜的“比價”效應，又帶動了其他蔬菜被收購。如果種植戶不是分散經營，信息掌握能力更強，那么議價能力就會大大提高，游資利誘、囤積居奇的成本會相應增加許多，蔬菜價格因游資掌握定價權而出現季節性大起大落的概率就會大大減小。
實際上，政策面早已注意到了分散經營給市場造成的風險。十七屆三中全會就提出，長遠看要推動農業從傳統農戶分散經營向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經營體系轉變;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在蔬菜供應和基礎價格越來越受到經營規模制約、不能真實體現的情況下，加快適度規模經營的試驗和推廣已是必然。
財稅體系穩定才能遏制游資
只有地方有了穩定的財稅體系和預期，游資才可能在地方政府的嚴格監管下運行，這是更可取的干預方式。
無論是6年前還是今年，蔬菜價格被爆炒，總有游資的身影閃現。可以說，游資是將蔬菜價格推高到與供需脫節地步的主要幕后推手。那么，平抑蔬菜價格，能不能采取打擊、杜絕游資的手段?答案是否定的。盡管游資時不時“興風作浪”，但除非明確違反國家法律法規，不能輕易使用霹靂手段。原因是，歷史的經驗教訓已經證明，農田種植的農產品不可能完全交由國家統購包銷。這樣做等于回到了計劃經濟時期低效率配置的路上。合理配置市場供需兩端，離不開民間資本的參與。
但這并不代表就有理由對游資爆炒蔬菜價格袖手旁觀。實際上，游資出沒于農田、農產品集散地和電子交易市場，不僅是逐利這一個驅動力，很大程度上還有地方政府開拓財源作為驅動力。近年來，盡管已有不少電子交易所成為相關投資產品爆炒的源頭，也有一些電子交易所破產或被地方政府關閉，但是，由于電子交易既無需證券市場那樣的制度約束，又能給地方帶來交易稅收，不少地方政府對此抱有濃厚興趣。輕監管而重發展的結果，不僅使一些投資型蔬菜品種的期貨交易價格被控制，而且迅速反映到現貨市場，加劇了蔬菜價格波動。大蔥價格在去年一年內完成了10倍漲幅，大蒜價格從去年11月到今年3月飆升了一倍以上，絕非供需關系劇烈變化的結果，而是從農產品集散地到電子交易所發出的強烈信號誘導的結果。
讓游資起到既平衡市場供需的作用，同時又不成為蔬菜價格暴漲的“元兇”，對地方治理能力是一大考驗。一方面，地方的政績觀必須更新到位，要抑制一味鼓勵地方電子交易市場開拓財源的沖動，防止地方電子市場交易的混亂造成全局性的產品價格失控;另一方面，需拓寬游資的投融資渠道，使其由投機性轉向投資性。而在這兩個方面，都需以央地財政關系的優化為前提。
對此，當下正強力推進的“營改增”為優化央地關系提供了良機。過去，營業稅是地方財政的大頭，在“營改增”后，中央和地方財政需要重新制定稅收分配比例，同時培育穩定的地方稅種，以防地方財稅銳減。在這個大背景下，無論地方政府還是游資，需重新評估農產品集散地和電子交易市場的運行體系和風險成本。比起打擊游資，只有地方有了穩定的財稅體系和預期，游資才可能在地方政府的嚴格監管下運行，這是更可取的干預方式。
流通成本昂貴必須得到控制
除了種植面積增減和游資是否爆炒外，最大的加價環節在流通。需要頂層設計盡快啟動和推進國內貿易流通體制的改革。
蔬菜進入消費者的“菜籃子”，要經過種植、收割摘取、凈菜、中間商、終端市場等多個環節，每個環節都在增加成本。其中，除了種植面積增減和游資是否爆炒外，最大的加價環節在流通。流通環節成本的昂貴，導致因勞動生產率較低而不便宜的蔬菜，進一步趨向昂貴。
治理流通環節，已是一個“老大難”，迄今未取得顯著成效。究其原因，是生產、流通和銷售三大鏈條沒有形成高效的良性循環。種植戶因分散經營的方式無力顧及流通，流通環節的長距離運輸需要付出運轉成本和多重跨境成本，銷售環節則受到不同城市市場管理體制的限制，準入門檻過高。這導致了蔬菜價格的比照效應格外顯著：只要有游資炒作某一類蔬菜，其他蔬菜品種就會趕緊跟進，形成惡性循環。
過去，針對蔬菜在流通環節面臨的重重關礙，各地提出了不少解決辦法。其中落地率最高的就是“市長工程”：由市長出面，盡量提高蔬菜供應的自給率和本地化程度，以此控制蔬菜市場的價格，減弱外地菜流通環節加價給本地造成的沖擊。應該說，市長管“菜籃子”是切合實際的應對之策。但隨著百姓對餐桌安全的重視越來越高，對蔬菜質量、品種要求也在相應提高，因此僅靠提高蔬菜供應自給率，不可能滿足百姓需求。而從全局來看，蔬菜供給的自給率越高，蔬菜的市場發育越緩慢，因價格走低而導致種植面積大幅縮小、導致供需失衡的風險也越大。
長遠看，保證“菜籃子”的豐富和價格穩定，必須治理流通環節。在跨境治理流通環節尚缺乏相應配套行政體制的情況下，地方不是沒有可優化之處。實際上，目前許多城市的市場治理思路，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蔬菜進城的成本。比如，農民進城直銷困難，社區蔬菜營銷點建設不完善等等。隨著越來越多的新城市人口進駐城市，這種滯后的管理思路將更加凸顯。從保證“菜籃子”的長期穩定出發，城市應根據自身條件，在不影響城市區域功能的前提下，擴大農民蔬菜直銷和社區營銷點，減少蔬菜進城后的加價環節，以減弱蔬菜季節性因素和流通成本昂貴給民生造成的沖擊。
從根本上治理流通環節，需要頂層設計盡快啟動和推進國內貿易流通體制的改革，這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今年春天“菜籃子”的波動，發出了盡早拿出具體實施方案的呼吁。
統一大市場是根本解決之道
建立統一大市場，合理運用行政和市場的配置力量，在蔬菜走向餐桌的各個環節都盡量消除壁壘，將制度性成本壓至低水平。
作坊式種植經營、信息不對稱、游資在一級市場壟斷、流通環節各自為政、進城銷售困難，結合起來構成了一幅幅市場分割的圖景。要讓“菜籃子”擺脫周期性困境，走出“菜賤傷農民，菜貴傷市民”的循環，建立統一大市場是根本之道。
建立統一大市場，不是由國家一手承包蔬菜種植經營的生產和銷售，而是合理運用行政和市場的配置力量，在蔬菜走向餐桌的各個環節都盡量消除壁壘，將制度性成本壓至低水平，盡可能讓百姓不再承受“菜籃子之重”。
這就意味著，在種植環節，需適度擴大規模經營，將一級市場的供需信息發布到田頭，以更高級的合作形式，讓種植戶做出合理的種植決策，獲得更高的議價能力，保證其基本利益。
在一級市場，應該借“營改增”之機優化央地財政關系，去除炒作游資看得見和看不見的保護傘，以健康的一級市場改變其投機慣性，使民間資金得到善用。防止以金融創新為名，使金融衍生產品成為加大蔬菜價格波動的工具。
在流通環節，要打破各自為政、各算其賬的慣性，調整種種附著在運輸上的利益格局，加大對物流行業的資本投入和管理體制改革，規劃建立國家級的倉儲中心和物流企業，并把蔬菜這樣的民生產品作為重點項目，建立國家級的電子商務平臺與業已發展起來的民資電子商務平臺良性競爭，為最終消除流通環節的貿易壁壘注入外部能量。
在城市管理機制上，改善城市形象、優化城市區域功能應與民生工程進一步契合，保證蔬菜進入“最后一公里”時，不必付出過高成本。同時，針對一二三四線城市的不同功能，預留空間，改進優化，為城鎮化率的提高和新型城鎮大量增加后，包括蔬菜供應在內的民生供給需求的增加，做好準備。
事實上，在國內貿易流通體制改革的相關政策表述中，相應改革方向已敘述得很清楚。整合貿易流通領域的管理架構，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實行統一的市場監管，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等等，都為解決“菜籃子”周期性困境指明了方向。關鍵在于，如何盡快讓相關改革到位，并使之發揮出預期作用。
小小的“菜籃子”，折射出諸多領域的改革命題，反映了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的使命。季節性因素不可控，而制度性因素可控可優化，這是解決“菜籃子”問題的破題所在。
